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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未来供需的影响，认为需求的影响在慢慢提升，而供应端造成的影响逐步减弱。从价格来看，通过宏观和政策、产业逻辑和市场情绪三点看，一季度看涨二季度看跌。上海华磊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太庚表示，整个三年，还是供给侧改革的政策放在第一位的，因为供给侧改革，导致供应的变化，尤其是地条钢的退出。第二块是需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近两年以房地产为主导需求的增加。第三块，就是环保的因素，也是扰动了整个供应的变化。

一边是制造业的“招工荒”，大量年轻人“逃离”传统工厂与流水线；另一边却是外卖行业等服务业从业年轻人与日俱增。他们的平均年龄集中在26岁至30岁，35岁以下占比近七成。27岁的张林选择辞掉深圳工厂流水线工作回到长沙做外卖骑手。“很多工厂工作时间长，甚至有粉尘危害身体健康，钱也没挣多少。我现在的工作一个月可赚8000多元，休息期间也能打游戏或聊天，关键是能和家人团聚。”张林说。

中国以前没有市场化媒体，而近几十年来传统媒体的发展只能算半市场化。网络媒体出现后，媒体市场化、私人化现象在中国迅猛发展，由此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即过于相信网络媒体的任何报道。美国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媒体市场化、商业化很彻底，使得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大为下降。比如，一项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当今美国民众对于网络媒体的信任度只有40%左右。而中国民众基于过去的理念，对于国内非市场化媒体的信任度相当高。因此，当媒体走向市场化，尤其是市场化成为互联网上一些自媒体、私人媒体的唯一生存方式后，中国民众还没有像美国民众那样形成随时质疑媒体的习惯，就容易被网络媒体轻易制造的各种网红欺骗。

周小川：先说第一个问题，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统计方法有偏差。中国金融业附加价值占GDP一度是百分之八点几，这个多不多？我认为不多。有人说，某个季度超过10%了，其实这有误解。因为金融业附加值的统计需要用GDP收入法。大家知道，GDP统计有生产法、支出法，还有收入法，为什么金融业必须用收入法呢？这个我就不多讲了。用收入法，就要了解公司、员工收入，不要看股票市场每天交易额几千亿，但是券商和交易所提供交易服务得到的附加价值需要用收入法计算。中国的季度金融统计没有用收入法，只是用几个类似的乘数，如果一个季度股票市场上涨了10%至20%，用乘数乘上去就特别大，到年末按收入法计算校正后就没有那么高了。2018年一季度有一个说法是，金融业占GDP比重超过10%，就有人紧张，说肯定有问题。我想说，这里有统计问题，目前可靠的只有年度数据，年度数字可能还是8%左右。

另据西旺介绍，作为印度首个载人航天飞行计划——“加甘扬”计划的一部分，从2020年1月的第三周开始，由印度空军挑选的4名男子将在俄罗斯接受相关训练。“加甘扬”计划预计到2022年完成，届时会将3名印度宇航员送入近地轨道，并在太空停留大约7天。

现在有人考虑是不是所有交易将来都可以通过全额实时交易系统来处理。但是，这要考虑金融业目前的业务状况，现在还没有一家银行进行实时风险控制，每秒都有对自身实时的风险判断和对交易对手方的风险判断，每秒都算出新的优化投资组合策略。多数情况是，每天早上开会，根据前一天收盘情况、清算后的资金头寸以及市场状况来作决定。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个决策周期问题，过于提高频率，目前还做不到。监管也一样，过去监管的技术周期比较长，比如，信贷进度监控一个月做一次，根据月末数字来监管，有逃避监管的做法是“月中鼓肚子”，月末再收回来。现在对于大量机构已是日监管，每天都要报会计报表，监管部门利用计算机技术等各种手段来监管，将来也可能利用人工智能。总之，目前还不能做到实时地连续不停地提出监管意见。业务现状决定了技术选择，至于未来如何发展，大家可以研究。